周恩来与新华日报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工作后在报馆会议室合影(重庆日报提供)

　　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红岩村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合影

　　1947年2月28日，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

　　1950年4月，周恩来总理为《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一周年的题词

　　1942年9月16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整风改版撰写的号召文章——团结的旨趣

　周恩来为谴责暴徒发表的声明

　　1939年5月下旬，周恩来审查采访部工作计划后给吴克坚、陆诒的亲笔复信(一)、(二)

　　《新华日报》，一份有着辉煌历史的光荣报纸；周恩来，一位名垂千古的世纪伟人。

　　说到两者间的联系，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皖南事变”。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但《新华日报》和周恩来之间的故事远不止这一个。《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九年多的战斗，一直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新华日报》从南京筹办，到武汉创刊，再到迁往重庆；从办报权的争得、报馆领导的遴选，到办报方针的确定，都倾注了周恩来大量的心血。周恩来亲自审阅《新华日报》的重要报道，还亲自撰写大量稿件。《新华日报》能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战狂风，顶恶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很大程度归功于周恩来对报纸的有力领导。

　　日寇进城当夜，赶到报社口授社论

　　南京沦陷后，日寇直逼武汉。10月1日，周恩来从延安赶回武汉，边面部署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一边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员工一起坚守武汉。10月上旬，周恩来挤出时间，为新华日报撰写《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社论，宣传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战必胜的道理。10月20日左右，武汉形势急转直下，报刊大多停刊，《新华日报》成了武汉人唯一能看到的一张报纸。武汉沦陷前几天，周恩来每天都抽出时间与新华日报坚守的同志研究报纸的出版。10月24日晚，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办公地，当时报社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已经撤离，只有3位同志留守：一位执笔写稿，一位排版，一位负责印刷。当天夜半，日军攻到武汉城郊，周恩来在报社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这期战火中的报纸传到了武汉读者的手中。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最后几位同志全部撤离后，才离开武汉。

　　“黑暗是暂时的，光明终会到来”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这天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来到重庆新华日报报馆参加庆祝大会。周恩来正在会上讲话，中共南方局的机要人员送来皖南事变的消息。正在这时候，饭厅里电灯突然熄灭(战时重庆电力不足，电灯忽暗忽明)，一会儿灯又亮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鼓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终会到来。”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庆祝创办三周年的消息，主要内容是报道报馆全天举行庆祝活动，在引述周恩来的讲话当中插了一句话：“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被敌寇重重包围。”

　　周恩来亲自上街　散发《新华日报》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甚嚣尘上，《新华日报》正常的出版发行受到极大的阻挠和破坏。1941年2月初的一天，国民党宪兵在重庆逮捕了四名《新华日报》报差，扣押部分《新华日报》。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抗议，又亲自赶到宪兵队要求退还报纸，释放被捕人员。门口卫兵不让他进去，也拒绝要宪兵队长出来谈话的要求。张冲赶来劝说周恩来先回去休息，问题由他来负责解决。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说不交还报纸他就不走。在寒冷的街头僵持了近两个小时后，终于逼得宪兵发还两捆《新华日报》。周恩来拿到报纸，当场散发给围观的群众，四名报差也释放了。 本报记者 陈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