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街头的宣传画

　　40多年前，戴英和村上的5位姐妹顶住家长的反对和村民的议论，坚持适当晚婚，《新华日报》记者朱新华于1964年采写了《她们决心要晚婚》的报道。

　　八仙桌对面的戴英老人双手插在深蓝色围裙后面的衣兜里、头发灰白。初见面时带点拘谨的热情，看上去和普通农妇没有任何区别。可当她说起在娘家做姑娘时的情景，眼中流露出平常人少有的光彩，沉静、眷恋，还有些许骄傲。面对这样一个完全浸入回忆的老人，就如欣赏一帧背景厚重的油画。

　　戴英26岁那年结了婚，嫁在本村，江宁县汤山乡路西大队万安村。如今，乡早改做了街道，大队也成了社区。记者的回访，勾起了戴英的回忆。

　　“那时，全村就数我们能‘疯’。一听说哪里放电影，七八里的路，说走就走，《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智取华山》、《带枪的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知看了多少遍。看了回家就聊，就想学，电影里的姑娘穿衬衫好看，我们就跑到乡里扯布做，6个人一人一件花衬衫，藏在家里，出去看电影，走到半路找个茅厕换上，回来又换回原来的斜襟衣服。家家都规矩凶，男人穿衬衫可以，女人穿，就会说不像样。”

　　“同胞姐妹都没我们几个关系好，讲义气，谁有困难都来帮忙，不分你我。大家在山上开了块荒地，种芝麻,种豆,种杂粮,商量好了,谁嫁就把东西换了钱给谁赔嫁。”“我们怕嫁人，苦哟。早嫁人早生孩子早受苦。周围的姑娘们十八、九岁就结婚,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苦得没法说。”“我们下定决心要晚点嫁人，新社会了不去兴旧社会早婚那一套，谁来说都没用。怕不怕年纪大了，嫁不出去？不怕，我们要人才有人才(当地话，意指长相漂亮)，说干农活，都是一把好手，个个得红旗。乡里挖渠、修水利要出集体工，队里挑我们几个去，哪次不是拿荣誉回来。我们顶呱呱，名誉好，上门提亲的多着呢。”

　　“我结婚的时候，没钱，一桌酒都不摆，两人到南京看看，算是旅游结婚。那个时候苦，大家都苦。现在快活了，年轻人不下地，都上班，早上出去晚上回。我们做老的也快活，栽秧请人，收割机械化，平时做做家务，养几只鸡。现在生活都好了，和以前不能比。我娘四十几岁就干不动，今年我六十九，还能担水浇菜。”

　　“唉，我们六个人中就数陈桂珍命苦。她长得最好看，老实本份。可早年哥哥嫂嫂得病死了，丢下两个侄子，一个四岁，一个六岁，她咬牙要把两个侄儿拖大，谁来提亲都不答应，一辈子没嫁。侄子大了，对她不错，但她闲不住出去做保姆贴家用，十年前得病过世了。”

　　六姑娘之一的王恒英也嫁在本村，采访的那天，她应邀来到戴英家。俩人聊起来共同点很多，以下是俩位老人的结论：现在的电影电视，谈恋爱的多，不好看；除了偶尔看看打仗的，平时不喜欢看电视；电视上的女孩衣着暴露，肚脐眼都在外面，太难看了；再过几年，孙子辈要成家了，找对象关键看人品，要门当户对，条件高了低了都不容易过好。

　　朱新华老师来采访的时候，正逢最小的贾贤兰最先出嫁，当年贾贤兰24岁。戴金玉、王恒英都等到28岁才结婚。戴芳嫁给退伍军人，先苦后甜，丈夫上世纪90年代办厂，成了全村先富起来的人；王恒英、戴金玉一个嫁给了工程师，一个嫁给工人，都有退休工资，吃穿不愁；贾贤兰、贾梅英嫁的是农民。老伴去世，贾贤兰独自过，日子清苦点。贾梅英家境不错，安享晚年。

　　当年见报后，六姑娘收到几十封来信，都表示要向她们学习，“那些信，还有朱老师拍的照片都收在大姐戴金玉家，不知还在不在了。”戴芳很惋惜。临告别，两位老人握着记者的手，说一定要转告朱新华老师来玩。        

　　本报记者颜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