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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考下乡务农 青春无怨无悔
 新华报业网  200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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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在农村。 王广林摄

    知青张金华、张国华支边新疆,和父张延年临行前共学毛著。晓庄摄 

  《打起背包走天下》,上世纪60年代高唱着这首火热的歌曲,南京100多位高中毕业生,意气风发来到盱眙马坝农村,在他们中有72位是主动放弃高考,立志到最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被誉为新时代的“七十二贤”。当年的《新华日报》,曾以显著的版面,突出报道了南京知青立志下乡务农的事迹。

  43年过去了,记者电话回访到在马坝插队落户的南京知青中的两位,回首那一段特殊的岁月,他们说,弃考务农,青春无悔。

  马坝中学退休教师丁友和:1963年的冬天到1964年,江苏全省上下都在学习董加耕,董加耕是盐城的还乡知青的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号召,让很多年轻人心潮澎湃。

  当年我从南京七中(现南航附中)毕业后,决定响应号召,到农村务农。1964年9月17日,我来到当时的盱眙县马坝公社石桥大队插队。从南京市和我一起来到马坝插队的年轻人,一共有178位。既有高考落榜生,也有考上了因客观原因放弃的,更有72位高中毕业生主动放弃高考下乡务农的。我们这批人主要来自南师附中和南京市七中、八中、29中等学校。

  来到马坝后,我们被分成桥西、桥东、青年三个大队,和当地农民一起开会、学习,主要是干插秧、锄草、开垦荒地等农活。

  这一下去,一晃就是40多年。现在,像我一样留在马坝的插青仍有10位,留在盱眙的本来有30多位,后来又陆续回南京一些人,现在还有10多位。无论是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都已经把盱眙当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盱眙县烟酒公司退休职工赵宗文:当年我是南京九中的学生,也是“七十二贤”中的一员。“七十二贤”是当年省委一位干部讲的话:说我们正好有72个人,就好比孔子的72位弟子一样,你们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就是新时代的“七十二贤”。

  那时我21岁,和我一起下乡的人,最小的只有十七八岁,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风华正茂。其中还有3个是从印尼和柬埔寨回来的归国华侨。我们这些人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农村的艰苦劳动和生活也没锻炼过,没有适应能力。但是到了农村,我们这些年青人就铆足了劲地干活,特别是农忙时,从天麻麻亮一直干到天黑。现在想来,因为我们当时干活太拼命了,所以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

  下乡第一年,吃国家供应的粮食还比较充足,每天能保证1人1斤粮,到第二年,我们就和当地农民一样,按工分分配口粮了,粮食明显不够吃。尽管吃不饱,我们的干劲还是不减。我们的志向很明确,就是“扎根农村”,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

  “文革”开始后,我们一批人又被分到一个名为“九里荒”的知青农场。我是大队长,同去的共有37名知青,其中就有后来救人牺牲的吕惠珍和被救的方衍华。那时候,我们大队养了一批鹅,1966年7月24日那天下雨,小河的水涨起来了。那天,方衍华和吕惠珍两人一起去放鹅,方衍华一不小心落水了,吕惠珍跳下水去救她,方衍华被救上来了,但吕惠珍自己却沉到水里。听到消息后,我们赶紧组织人下河打捞,但是已经迟了,我们把吕惠珍打捞上来时,她已经停止呼吸了。我们把吕惠珍葬在了马坝,那一年,她20岁。当年你们《新华日报》整版通讯报道了吕惠珍的英雄事迹,她被称为“雷锋、王杰式”的英雄。40多年来,我们这些当年的战友时常会相约去看看长眠在马坝的这位小姐妹。2004年10月,盱眙马坝烈士墓迁址,借此机会,战友们把吕惠珍墓从公路旁迁到公墓内,立了碑,撰写了铭文。碑身上有“20”和“60”两个数字,代表吕惠珍和战友们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这里奋斗过、在这里奉献过。现在,被吕惠珍救起的方衍华在南京生活,3年前我们曾在马坝见过一面。听说吕惠珍在上海的家人生活也还不错。

  1968年下半年,“九里荒”大队撤销,我调到了马坝大队,那时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开会学习和拌水泥等劳动。当时很讲究出身,因为我的出身比较好,所以,当上了大队的一个副主任,每个月还可以有一些工分补贴。1970年,又是因为出身好,我又分到了县里工作,先后在服务公司、蔬菜公司和五交化公司、百货公司、烟酒公司等多个单位工作过。但我的一些战友,一直坚持在马坝农村工作生活了10余年。我的爱人也是当年弃考务农的学生,和我一起在盱眙县安家落户,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想过要回南京,现在的生活也很好,换句话讲,我们就算是留在南京,生活也不过如此。

  回想起来,当年大家弃考务农,立志下乡当一代“新农民”,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我们当时受的就是那种教育,所有行动也是按照那个时代的要求去做的。当然,我们当时的想法和做法,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是怎么也不可能理解的,当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南京还有一批到边疆去的高中毕业生,有的后来回来了,有的至今还是留在了边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需要。一切都是我们主动的选择,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本报记者 汪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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