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里，一篇反映农村所谓阶级斗争题材的人物通讯，先后被全国300多个剧团移植成戏曲，并被拍成电影，这篇通讯便是上世纪60年代初新华日报一位记者和高邮报一位记者共同采写的《老贺到了小耿家》。文中的“老贺”便是当年担任高邮县甘垛公社龙王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贺文杰。

　　2007年隆冬的一天下午，记者在甘垛乡老乡长高日新的陪同下，走进里下河水乡腹地的贺文杰老人家中。在小三间红砖瓦砌成的简易平房，见到了40多年前就被称为“老贺”的他。今年他已是79岁高龄，再过两个多月就过80大寿，虽然满头白发白眉，甚至连胡子也是白的，但两眼有神，头脑清晰，思路敏捷。

　　放牛、放鸭苦出身的贺文杰，因吃苦能干，为人正直，26岁被选为村长，后又改做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公社化后任龙王大队党支书，不到三年时间使龙王大队由穷队变富队。而毗邻的小耿家大队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搞得差，多数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贺文杰主动向上级提出愿意帮助小耿家摆脱贫困。经批准，小耿家并入龙王大队后，仅一年多时间，就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新华日报一位记者和高邮日报一位记者了解这一先进典型后，按当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路，撰写了《老贺到了小耿家》这篇通讯。随后，以“老贺”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唱词、快板、戏剧等文艺作品纷纷涌现。

　　中共江苏省委以红头文件形式转发了这篇通讯，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贺文杰学习。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同名扬剧改编拍摄电影《夺印》。影片的外景就在高邮水乡拍摄，贺文杰也成了群众演员出现在镜头里。1964年，贺文杰的人生出现了一个莫名的“拐点”。这一年，贺文杰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字登在了报纸上，但临近开会时，在村里蹲点的县委组织部领导通知他，暂时不要到北京开会。大字不识一个的贺文杰也没有多想，正好又有一个邻队西贯大队生产出现问题，公社领导希望他把担子一起挑起来。贺文杰二话没说，带领西贯大队村民抢收抢种，发展生产。贺文杰按公社的意思“借”在西贯三个多月，带领群众夺得了水稻丰收，亩产从过去的200多斤增长到400多斤。

　　“文革”期间，《夺印》被批成“毒草”，贺文杰也成了“造反”组织批斗的对象。一次他被一派拖到高邮大会堂和县委书记县长同台被批斗，一些同《夺印》中阶级敌人反面典型“对号入座”的村民，上了主席台，台下人高喊着让跪着的贺文杰向他们认罪和赔礼道歉。县里怕出事，把他连夜送到兴化县藏了起来。半年后，斗他的那派没了市场，贺文杰才悄悄回到村里。说到这一段，贺文杰平静地说：“那些年天天演《夺印》，演得人们以为台上的事真就是我们村里发生的事，以致误伤了一些人。村里有两三户被写成阶级敌人的人家多少年都没有抬起头来，甚至还影响了他们后辈的前程。比起他们，我老贺受的罪少多了。”所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面都给这些人家平了反。

　　“‘文革’结束以后，我1977年才算当上了干部”，贺文杰边说边拿出甘垛乡1985年2月12日发给他的“光荣退休证”。原来，贺文杰1977年由大队支书改任甘垛乡西北片副片长，此后8年里以农民身份代理乡干，退休前他是乡里的副业助理。现在甘垛镇每月发给他400多元的生活费。

　　当年曾经风光一时的贺文杰，其实没有让家人沾过一点光。他老伴夏鸭子与他同龄，瘦小精神，五个子女都在农村种地，两个儿子前些年在村上各自都建了像样的房子。子女虽不富裕，但都很孝顺，这让老贺既感欣慰又多少有点愧疚。他觉得给子女的确实太少了，这便有了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访”。

　　1997年底，贺文杰无意中获知，1965年同他一起到华东局开劳模会的一个泰兴农民，现在每月从市里领取80元的“全国劳模荣誉养老补助金”，他便找到市里相关部门希望也能一样地享受。但跑来跑去，老贺还是没有拿到补助。有人悄悄告诉他，没拿到的原因，在于说他是抓阶级斗争的典型。老贺一听十分生气：“我只是带领群众发展生产，解决饥荒，人家把我写成什么样关我什么事。”他这一气不要紧，回家后就得了小中风，差点赔了性命。老贺这次特别诚恳地对记者说：“现在物价涨得快，我们两个老骨头每月就靠这点生活费确实不够用呀。”临别时，老贺执意要把记者送上车，在关车门的一瞬间，只见老贺双手一拱：“感谢党呀，这么多年也没有把我老贺忘掉。”

本报记者 刘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