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为了达到早发行的目的，报馆各部门展开了劳动竞赛。为了争夺一分一秒，各道工序都缩短了时间，提高了效率。编辑部发稿工作时间比以前提早了，送审、发排和付印的时间也都一一提前。为了缩短拼版时间，编辑部同志亲自到排字房看拼版，便于随时商量稿件的取舍。排字房工人提前把准备工作做好，等稿子一到便埋头拣字，每小时达二千二百个，随排、随校、随改紧密配合。排字房工序刚完，浇版房的同志就过来框版、垫版了。活字报版一进浇版户，打纸版、烘版、浇版一顺进行下去。从排字房到浇版房到第一块铅版出来，只要十分钟时间。待铅版出来，往水里一浸，还滚烫的，机印房同志扛起就跑。

　　此时，机印房早已摆开阵势，等版子一到，两人动手上版。机器一开动，一张张清晰的报纸就刷刷地出来了。由于编辑部和印刷部的默契配合，从编辑截稿到印出第一张报纸，比初期提前了整整两个小时。

　　报纸刚出来，发行科的同志就数数，一百一叠，一千五百或两千打一捆。此时交通员立即将报纸绑在自行车上，向城里营业部和各个发行站飞驰而去。营业部把报纸分给报丁报童们，他们各自背着一两百份报纸，向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奔去。等到国民党军、警、宪、特上班的时候，大部分报纸已经送到、卖完了。营业部做到了发得快、发得准、发得多，保证《新华日报》每一天第一个与读者见面。

　　——程虹《浅谈〈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

　　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是有点特别的。一般报纸的发行，本地的交当时的所谓报贩送到读者手中、外地的就付邮寄出。但反动统治为了对付新华日报的发行，严格地控制着报贩与邮局，如果按照一般的发行方法，新华日报根本就发行不出去。新华日报只好自己请了一批人员(当时叫做报童，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来做发行工作，他们有的时候靠两条腿跑十几二十里的路，把报纸直接送到订户手里，较远的还要抱着一大捆乘公共汽车往外送，至于外地就要报馆在那里设的分销处用纸版复印发行。这批报童为数一百多，没有一天不要同国民党的特务搏斗，常常还要被打被押。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工薪，但主要靠政治觉悟的提高才能对工作保持着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斗志。在长期的战斗中，他们还创造了不少机智的斗争方法，常常能够用很巧妙的伪装方法逃避敌人的耳目。在当时，新华日报的报童是远近驰名，博得广大读者和市民赞赏的。现在想来，这些报童确实值得尊敬。他们既坚强勇敢，又顽皮聪明，是在当时党的领导和经常教育下培养起来的一批可爱可敬的工作人员！

　　——摘自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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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日报》先后创立了太行山、广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分馆，分销处遍及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山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省的许多城市。

　　其中，太行分馆负责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的发行,西安分馆负责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的发行，重庆分馆负责西南各省的发行，广州分馆负责华南各省及港、澳、南洋各地的发行。

　　重庆分馆建立最早，1938年5月即正式营业，后与总馆合并。主任是八路军驻渝通讯处处长周怡(兼)，工作人员有周孚为、李恩源、向贤初、胡少清、傅之清等。广州分馆于1938年4月中旬创建，10月因广州沦陷，迁桂林营业，到1944年该市被日寇侵占撤销。成都分馆是《新华日报》坚持最久的地方营业机构之一，它创建于1938年2月，是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后改为营业分处，人数不多，却是《新华日报》牺牲最惨重的一个基层发行机构。它先后被查封数次，负责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的，有罗世文、洪希宗等。经理申同和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报丁、报童被绑架、杀害，或失踪的，有4人。作为它的下属机构——自贡分销处，是省工委负责人罗世文和自贡特委书记饶孟文创建的，也是《新华日报》一个很有影响的基层发行点。昆明营业分处则是《新华日报》坚持最久的一个地方发行机构，它是在总馆被封闭的同时被迫撤销的。贵阳分销处，建立于1938年8月，几经顽固派的摧残，后被迫撤销，其工作人员吴同尘、牟光远、陶浩等先后转到了总馆营业部。1943年起，在重庆先后建立了北碚、歌乐山发行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