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重庆访老报丁李荣辉。

　　

　　新华日报报童在街头进行义卖献金活动。　

　　2007年12月21日上午，重庆人民支路45号，记者敲开李荣辉老先生的家门。这位昔日的新华日报报丁，今年已经84岁高龄。

　　“看到你们，我很激动，很兴奋，感觉又像回到了当年！”听说记者来自南京《新华日报》，老先生感慨：“终于又见到家里人啦！跟你们在一起，就好像年轻时候和同事在一起。”于是，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些令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岁月。

　　拿着“介绍信”去报名

　　“我是1941年8月进的新华日报，当时17岁”。老人说，他还清楚地记着自己去《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名的情景。

　　当时，考虑到斗争需要，新华日报招聘报童报丁，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报名的。我有个弟弟，他的小学老师是当时的地下党，比我早进报社。通过这层关系，我拿到了一张介绍信。信上只有三个字：“左，接待”。左，就是介绍人，叫左明德。

　　营业部的人看到字条，就把我带到楼上。一位负责人问我，“多大了，认不认识字？”听到我读过小学，负责人就说，“你明天就来工作吧。”我12岁就出来闯荡，当过小工、学徒，只能混口饭吃。那时，已经两三年没回过家了。我就说，想先回家看看。负责人说，“好嘛，你正好回去把家里的朋友也找几个来。”于是，我回家一趟，喊来了5个小学同学。

　　我当上了机动组组长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限制《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卖”。报纸因此建立起了自己的发行队伍。主要力量是两部分：报童和报丁。报童年纪小，专门上街卖报；报丁负责订户，年级稍大点，也需要有点文化。

　　我们每个报丁一天要送40-50份报纸。当时送报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国民党特务知道谁订了《新华日报》，就会上门威胁，甚至安个罪名抓起来。所以，我们的订户，很多我都不知道名字，而且报纸也不是送到家里。而是送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像小饭馆、小卖部。我一般早上5点多出去，晚上天黑才回来，一天要走100多里路。

　　群众对《新华日报》非常信赖，他们认为，只有《新华日报》上登的才是真的，可信的。有的时候，我去送报，就有工人、学生围在旁边，让我一边发报纸，一边讲形势。人太多，就让我站在桌子上讲。有的时候，报纸没按时送到，他们就一直等着。

　　由于国民党特务经常扣押报童报丁，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机动组。机动组的报丁，每个人熟悉3-4个人的送报路线和送报方式。哪个报丁被抓了，其他人就顶上去。我曾经做过机动组组长。

　　茅盾先生给我上了堂“斗争课”

　　《新华日报》不仅给了我们这些穷苦孩子一份工作，还教我们学习文化，灌输革命的道理。对我们来说，新华是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就是个“小解放区”。

　　每天晚上，送报回来，我们都要在营业部写字、读报纸。也有老师给我们上课。南方局做青年工作的刘光(音)同志上的课，现在我还记得。他在小黑板上画了个山，然后问我们：这些大山是怎么变成良田的呢？是靠农民劳动。那良田怎么又变成地主的了呢？课很通俗，很容易让我们理解。

　　而更难忘的是茅盾先生给我上的一堂“斗争课”。当时他住在唐家沱，离营业部有30里路。我开始并不知道他就是茅盾，每次送报，只看到他家里有很多学生。先生还特意准备一个茶缸，把茶晾在那里，每次我去，就可以喝到不凉不热的茶。

　　有几天，我和《中央日报》的报丁交换送报，这样彼此都少跑点路。所以，几天没到茅盾先生家去。后来，当我再次上门，先生叫住我问：前两天，你怎么没来？我把情况一讲，他很严肃地说，“如果你的订户被他知道，泄漏给国民党，结果订户受到迫害，怎么办？”我原来觉得，只要报纸送到就行了。听茅盾先生一讲，才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后来，我就特别注意。有一个订户，起初表现得非常进步，曾让我给他送过书报。有一次，我被特务关了起来。他们逼我说出订户的名字、地址。我发现，审讯的人中，竟然有我的那个订户。于是我就回敬他们：我只是送报的，啥也不知道？你也是我的订户，我不也不知道你是干这个的嘛！他们没办法，就把我放了。

　　1947年，《新华日报》被查封，国民党特务做我们的工作：“只要留下来，就给你们找工作，发钱。”我们回答，“我们愿意回家，但我们的家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