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郭沫若与《新华日报》的关系有多密切？一个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研究者曾做过统计，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刊登各种稿件302篇！坚持不懈地提供这么多作品，这不要说在报外作者中难找到，就是报社自己的记者编辑，也不多见。

　　有专家概括，重庆时期的郭沫若，可谓是《新华日报》“不在编的斗士”。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予客观评价：当时，郭沫若是以左翼人士投入抗战洪流的，是“党外的党员”，用他自己的话说，“甘心做党的喇叭”。

　　题词发出呐喊

　　查阅史料，记者发现，郭沫若多次为《新华日报》题词，而每次题词，既反映出他对《新华日报》的感情，同时，也是他面对现实局势而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

　　1938年1月9日，郭沫若从广州抵达武汉已是傍晚，他不顾旅途劳累，满怀喜悦地挥毫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发动全面的力量，从铁血中建立新的中国”。

　　郭沫若与《新华日报》走得近，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早在1938年9月，他就警告郭沫若不要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这一年的9月4日，当天《新华日报》在二版又刊登了郭沫若的题词，大意是：“文化的不断发展，实赖有各个时代的新的推动力。这个新的推动力的发动是什么？便是各个时代的青年和年龄虽老而精神不老的永远的青年。”

　　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正是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郭沫若对此十分愤慨，当《新华日报》向他征集纪念题词时，他有针对性地写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蒋介石看到后，又警告他：“少说话”。

　　1946年，郭沫若一家离开重庆，回到上海。此后，直到《新华日报》停刊，他还陆续从上海寄来稿件。报社创刊9周年纪念，他发来题词：“人民之命，主义之光；宇宙可毁，新华无疆。”

　　雄文《甲申三百年祭》

　　“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加强了严禁和封锁，生活在重庆，如同郭沫若所形容：“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

　　为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局面，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来到了郭沫若的寓所——重庆天官府4号，向他谈到了文化界要发起“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问题。郭谦虚地表示“不敢当”。周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11月16日，《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这一天的报纸增出四版，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郭沫若五十大寿是重庆当时的重大事件，20世纪的文化人，从来没有一个享受过如此待遇。”王彬彬说。

　　郭沫若在《新华日报》最有影响力的雄文是《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郭沫若接受《新华日报》约请，着手撰写纪念朱明王朝覆灭三百周年的文章。3月10日，初稿完成，又经过几天修改，即于3月19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天，引起极大反响。文章回顾了三百年前的民族大悲剧，毫不留情地指出：“从民族立场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同时，他也深刻地总结了李自成这支农民革命队伍，从兴起到失败的教训。王彬彬认为，“郭沫若是才子型的史学家，研究历史，加入主观色彩。但《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革命成功后，腐败堕落，最终丧失政权。”

　　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中央日报》立即发表《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威胁说不能“听其谬种流传”。4月12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作《学习与时局》报告，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予高度评价。他还致函郭沫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希望继续努力”。

　　“别人发抗战财，我发挨打财”

　　郭沫若不仅为《新华日报》积极撰写文章，他同时也是《新华日报》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最活跃的新闻人物。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郭沫若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结果，就在会后的庆祝会上，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郭沫若额头被打，肿成一个大包，胸部也被踢伤，连说话都疼痛不堪。从《新华日报》版面上可以看到，当天下午，他就带伤参加了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又接见了《新华日报》等新闻单位和机关团体的慰问。郭沫若笑着打趣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我却发了挨打财！”又说，“你打呀，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

本版撰文 翟慎良 王晓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