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石灰和木棒

早期新华日报使用的手摇印刷机。 彭 剑摄

　　“我们老新华日报印刷厂留在重庆的22个人组成了一个‘转转会’，现在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3个喽，我最小，也80岁了。”2007年12月20日，记者在重庆日报老干部活动室找到了正在打麻将的曾宪栋。

　　曾老1946年3月到的新华日报，那年19岁。“原先我在一个私人印刷厂当学徒，后来是堂兄曾荣华介绍我到新华日报来做排字工的。”

　　曾宪栋来新华日报时，不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报纸，但是觉得这个印刷厂可比原先的私人老板好得太多了。“以前我做学徒没有钱拿，一天做十几个小时，晚上就睡柜台下面或者饭桌上面，师傅和老板很凶，动不动就要骂人。到了新华日报，不仅吃住不要钱，收入也不错。一个月的工资能买三四百斤大米，还能给老家父母寄点钱。到新华日报，我第一次穿上了皮鞋！特别是，师傅和工友和蔼可亲，我开始排字技术很差，他们都帮我找字，教我技术。报社还有歌咏队，篮球队。我参加了歌咏队，学会了扭秧歌。那种生活和学习环境，就像在学校住读，让我受益终身。”

　　渐渐的，曾宪栋知道了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是为工人农民说话的，他和同事们一起度过了那段紧张危险的岁月。

　　“随时随地，国民党都会来抓人。所以我们外出一般都是几个人一起，防止个人落单，总馆外面的小街上全是特务，监视着报馆的一举一动。”

　　曾宪栋对1946年7月7日这一天印象深刻。当天，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按惯例，每当报纸上有“过激”言论，国民党就会到报社来“捣鬼”。这一天，又恰逢重庆发大水，嘉陵江水倒灌进来，一直淹到报馆大门口。领导叫印刷厂一部分人将机器和铅字集中到一条船上，疏散到附近隐蔽处，曾宪栋当时就在船上看守这一船宝贵的家当。到了深夜，估计国民党不会再来，才又趁水没退，再把船划回报馆。

　　“对付国民党特务，平时我们也都有防备。我们门后有个桶，里面装满了石灰，要是敌人忽然进来，我们就用石灰撒他们。还有几根棒棒——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就这样防身。”

　　曾老回忆说，国民党为了钳制新华日报的出版，严格管制纸张和油墨，不让资本家卖货给新华日报，因此，报馆样样都自力更生，用木炭磨成墨，用土法造出纸，自己发电，点蜡烛排铅字……

　　1947年2月，国民党查封新华日报。曾宪栋记得清楚，2月28日晚，宪兵警察来了几千人围住报馆，叫大家缴出武器。总编熊复说，我们的武器在桌上，就是我们的笔杆子！国民党将报馆包围了一周，工作人员被“软禁”。解禁后，曾宪栋被送到了延安，在那里一边行军，一边继续做《陕北新闻》的排字工。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他跟随刘邓大军回到重庆，此后在重庆日报工作。

　　“我1983年坐船到上海时经过南京，但是没有时间上岸去看新华日报，遗憾……”

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 彭 剑摄

　　寻访故事篇

　　X路军是什么？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国民党中宣部禁止新华日报使用“八路军”、“边区”、“新四军”等字样的公函。

　　在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陈列着一些《新华日报》的旧报纸。其中有一篇报道的题目很特别：华侨回国机工慰问X路军负伤战士。X路军是哪支部队，这让记者非常好奇。

　　不过，这个问题在采访中很快找到了答案。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记者翻阅档案时，意外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新华日报》的一封函件。里面明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边区”等字样，不准在报纸上刊载！

　　于是我们《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们，就创造性地想出了“X路军”这个词。

　　“抗检”

　　1938年12月至1939年6月，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制造摩擦百余次；其中军事进攻28次。1939年春天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接连制造了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河南硝山和湖南平江等惨案。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报纸、广播也大肆制造反共舆论。

　　为了反击顽固派的反共声浪，当时停刊参加《联合报》的《新华日报》不顾国民党当局禁令，于1939年7月7日、8日、9日、12日，接连出了四期“七七特刊”，每期对开一大张。“七七”这天稿子送检，检查所人员“跑警报”未予过目，报纸编辑部就干脆原稿发排、付印。这之后的三期稿件，检查当局

　　“不准登载”，扣了下来；同时，致函《新华日报》，不许继续发行《特刊》。《新华日报》不予理会，将送审前抄留的原稿付印。

　　报纸在这四期《特刊》上，除了登载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等党中央和南方局领导人的文章外，还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

　　1939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天，报纸又“抗检”出版《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特刊》，进一步揭露投降派的反共阴谋。叶剑英等南方局军事组的几位大手笔重新起草了全文达两千多字的《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启事》，即《讣告》，历数国民党27集团军派遣特务连杀害新四军抗日官兵的暴行经过，文辞尖锐、激烈，对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进行了谴责，被新闻检查当局，打上“免登”戳记。

　　8月13日的《新华日报》抗检，全文登出了这个《启事》。报纸第四版下半版辟的《追悼遇害烈士专刊》，全部文字也没有送检。8月14日的报纸报道了追悼会的消息。我党这种以抗战、团结为重的精神，激起各方人士的广泛同情。

　　1939年9月6日和10月19日，《新华日报》抗检刊登毛泽东就国际和国内形势问题，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抨击国内和国际的投降派，把反对反共逆流的斗争推向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本报延安专电”的方式，在二版以半版六栏的地位，登载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过了不久，《新华日报》以同样半版篇幅，并配毛泽东的照片，“抗检”刊登了毛泽东对“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新华日报》通过这些宣传，让广大人民了解形势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赢得广泛同情、支持。

　　悲壮“新升隆”号

　　1938年10月22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撤离汉口。3天以后，武汉就失守了。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报馆共同包租了一条船叫“新升隆”。乘船的100多人编成一个大队，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任大队长，报馆的潘梓年和徐迈进任副大队长。“新升隆”22日晚上启航，第二天下午在湖北嘉鱼县燕子窝遭到敌机空袭，轮船在火焰中下沉，有25人(报馆16人，办事处9人)因中弹或溺水牺牲。

　　报社直到11月1日得到“新升隆”人员牺牲的消息。11月17日的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出追悼会筹委会通栏启事，天天刊登，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12月5日开追悼会，当天《新华日报》以五个整版出了《追悼本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专刊。追悼会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送了挽联和花圈。重庆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有四五千人，社交会堂楼上楼下都成了人海，不见空隙。董必武、吴玉章、吴克坚、日本反法西斯女战士绿川英子、印度救护队代表巴苏医生、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十多人在会上讲了话，通过对死者的悼念表达各党派团结抗战的决心。散会以后，大家举着花圈和挽联在重庆街头游行，抗议侵华日军残杀我同胞的法西斯暴行。

　　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国内政治生活中最严重的事件。这次反共高潮把国共两党关系推到了濒临完全破裂的边缘，标志着蒋介石亲自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新华日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41年1月12日，在一篇报道报纸创刊三周年纪念会的《特写》中最早将此消息透露给读者。

　　1941年1月15日接到党中央决定“政治上全面反攻”的电报后，从次日起，《新华日报》立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撰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并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及时编印了揭发“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

　　1941年1月18日这天，《新华日报》编印了两份内容不同的报纸，一份是用新闻检查当局认可的稿子，编印出来给检查官看的；另一份则是刊有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报纸。报馆组织大批人员，包括干部和报丁、报童等，抢在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出去，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一时，全城到处是“卖《新华日报》”的叫声。当天报纸发行量比往常增加四倍。

　　董必武拂袖参政会

　　2007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采访，记者意外捕捉到一个新华报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故事。

　　1943年9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在重庆召开三届二次参政会，准备在会上讨共。中共参政员董必武赴会。果不出所料，会议第四天，大会主席团突然宣布会议为秘密会议，赶走中外记者。何应钦在报告中捏造谎言，肆意污蔑中共和八路军不遵守军令、政令，擅自挺进敌后，任意发行纸币，扰乱金融等等。董必武立即用事实一一加以驳斥，何应钦无言以对，面红耳赤。反动派前来捣乱会场，使会议无法进行。董必武起身抗议，但大会主席团纵容捣乱分子。董必武怒不可遏，拂袖而去。当晚，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当天的真实情况。事后，《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特意写了一首诗：

　　为国谋团结，奔驰大后方。

　　只凭三寸舌，胜过万条枪。

　　暴露言辞尽，从容任务偿。

　　声明离议席，理直气轩昂。

　　“奉令停刊”

　　1940年5月14日，《新华日报》登载中央社发的关于河北省救灾的消息。当时，河北省有98个县遇灾，700多万人生活水深火热。但却有国民党官员贪污灾款，买洋房，吃大餐，讨小老婆。

　　中央社的这条消息，报道河北省赈济委员会负责人对记者的谈话，其意图是想说明国民党政府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拨了大批款子救灾。《新华日报》的夜班编辑一看到这条消息，气愤难平。编辑主任石西民与副主任徐迈进作了一则连斥责带挖苦的标题：

　　河北灾情严重　衮衮诸公竟坐视

　　若有天良已拨巨款即应放赈　诿称政治局势变化无理之至

　　《新华日报》这则标题，使中央社这篇原本想隐恶扬善的谈话变成了令人作呕的丑闻。特别是“衮衮诸公”一语，连蒋介石看了也大动肝火。新闻检查官们对《新华日报》加以“擅改标题”罪名，予以停刊一天的处分。

　　《新华日报》被迫于5月17日停刊一天。第二天报纸照常出版，在一版社论前面登了一条紧要启事：本刊昨日奉令停刊一天，致劳各界读者纷纷询问，慰勉有加，不胜感激！今日照常出版，尚希读者见谅是幸。

　　如此启事，等于又给了反动派一棒！

　　斗争回忆篇

　　在我们的工作中，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莲花池采访部周围有好几家茶馆、理发室、洗澡堂，都是特务专门开设来对我们进行“坐地盯梢”的据点。附近经常有特务游来荡去。和这些家伙打交道的时间久了，我们也逐渐摸清了他们的习性。比如，我们的门窗一响，他们的窗子就开了；我们一出去，他们的跟踪就来了；有外来的人进出，他们就躲在暗中照相。由于摸清了他们这一套，我们有了对付这些家伙的有效办法，并且有时还和他们开开玩笑，故意去打开窗子，待他把窗子开了我们又关上，他关上了我们又打开……

　　记得有一次，我和邵子南同志故意把一个跟踪的特务引了几条街，最后，我们到一个小食店去吃汤圆，果然这个家伙也跟着进来了。邵子南同志质问他道：“你是什么人？老是跟着我们干什么？”特务被问得哑口无言，红着脸溜了。至此以后，这个常在我们附近盯梢的特务，只要一见到我们，便像一条夹尾巴狗似的把头低了下去。

　　——摘自田伯萍《在采访工作中突破反动派的封锁》

　　撰文、摄影翟慎良王晓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