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上海、南京两市解放后的党报命名问题,提出可否命名为解放日报或人民日报上海版、南京版,或用其它名称,并请毛泽东主席为两报题写报头。中共中央于24日电复华东局,指示:“上海党报决定命名为解放日报,南京党报决定命名为新华日报。毛主席已允写报头,即可带来,在带到前可沿用旧报头。”当日下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与即将南下工作的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谈话和宴会上,同时宣布了上述决定,并代表党中央任命范长江同志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石西民同志为南京新华日报社长。
石西民同志于4月24日晚乘火车南下,到蚌埠时,因淮河铁桥被国民党炸毁,铁路中断,遂在三野后勤机关的帮助下,改乘部队的大卡车日夜兼程,于26日抵达南京。27日上午,石西民同志即身着军装,代表市军管会,接管了位于中山路39号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并立即以此为社址,筹办南京《新华日报》。29日,奉命参加南京《新华日报》创办工作的各路人马,分别于上午和下午分两批到中山路39号大院内集中。根据石西民同志的要求,报社工作人员统一身着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和军管会的臂章,按照分工进入各自的工作岗位。30日晨,即南京解放以后的第8天,一张以新华社社论《庆祝南京解放》为发刊词的南京《新华日报》创刊号即出现在读者手中。
第一节 党的领导
南京是国民党政权的首府和政治中心。因当时新中国尚未建立,江苏尚未恢复省建制,中共南京市委受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作为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的《新华日报》,备受国内外读者的关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南京市委,对《新华日报》的工作均给予了特别的关心、重视和支持。
将《新华日报》这张在抗战期间就有着重大影响和光荣历史的报名,用于解放后的南京党报,以及任命石西民同志为南京《新华日报》社长,这两项决定本身就表明了党中央对这张报纸的特别关心和重视。石西民(1912~1987),原名士耕,浙江省浦江县人。他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又是从30年代中期就开始活跃在新闻战线的名记者。八年抗战中,他一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担任过编辑部主任、采访部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1946年奉周恩来之命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未果,撤回延安后担任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社委兼副总编辑,他既有在白区办报的经验,又有在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党中央特派他担任南京《新华日报》社长,全权负责南京《新华日报》的创办工作,是一项非常合适和正确的决策。
中共中央华东局为确保《新华日报》在南京解放后迅速出版,在南京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先后从豫鲁苏解放区和第三野战军调集了大批新闻精英,加入《新华日报》的创刊行列。《新华日报》在南京顺利出版后,华东局又指示中共南京市委每两月向华东局书面汇报一次党报的宣传工作,并经常就重大问题的宣传作出指示。
中共南京市委在《新华日报》创办后,对《新华日报》每一时期的宣传方针任务及宣传中应注意的问题,均进行讨论研究并以文件形式下达,规定报纸上发表的所有言论(包括社论、短评等)均须在见报前送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审阅。有一次,报社没有把短评送到市委去审阅,受到了市委领导的批评,指出:“不论长论短评,都是党的言论,都得拿来看过。”碰到重大问题,市委领导总是打电话将石西民社长请去,当面吩咐,共同研究,当场就在市委办公厅动笔写稿。在柯庆施同志任市委书记时,市委常委们的家分别住在南京西康路33号后面三幢楼房里,为了便于对党报实施领导,市委决定把《新华日报》编辑部搬到33号前楼办公。前楼与后楼之间有一扇小铁门相隔。报社外来人员较杂,平时这扇小铁门是上锁的。市委主要领导考虑到报社领导请示汇报工作不便,便关照有关部门专门给报社领导一把钥匙,遇到大事、急事可直接找他们。市委还安排一名领导同志每天审阅《新华日报》大样,石西民同志担任市委委员和市委宣传部长后,审阅大样的工作则改为石西民同志负责。
一、 领导题词
1949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于百忙之中第一次亲笔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以后又分别在1953年2月和1964年7月两度为这张党报题写报头),《新华日报》于1949年9月17日正式启用。
1950年4月,为纪念《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一周年,周恩来总理特地从北京寄来亲笔题词:“在人民胜利后的南京,出版新华日报一周年,今后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新华日报》在1950年4月30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
1950年4月30日,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粟裕同志在给《新华日报》的题词中强调:“老老实实地反映人民的意见,详尽地向人民解释政策,以发动和团结广大人民,增强人民力量。” 《新华日报》在当日一版发表。
1950年4月,时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的唐亮在为《新华日报》出版一周年题词时写道:“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运用到报纸上,同时也运用到所有工作中去……既要反对在重大问题上无原则的一团和气,闭塞批评与自我批评,又要反对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庸俗化。报纸应当成为正确运用批评武器的表率,全党应以负责精神来支持报纸,共同做好这一工作。”
二、 决定、指示
1949年6月,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刘伯承同志和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兼副市长的宋任穷同志,在专门听取石西民同志关于《新华日报》创办以来工作情况的汇报后,指示报社以《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名义,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办一个短期的新闻干部训练班,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准备一批新闻骨干。同时还明确指示有关部门从二野和军管会抽调一批干部,协助报社搞好新闻训练班的招生、校址的选择等行政事务性工作。新闻训练班开学后,宋任穷、张际春(时为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以及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各主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均轮流为新闻训练班学员讲授政治课。8月底新闻训练班在结束政治和业务学习后,绝大多数学员和教职员参加了西南服务团,随二野进军大西南。这批同志后来多数成为建国后西南各省区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1949年9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作出了《关于开展<新华日报>通讯工作的决定》,要求:(1)各级党委、支部在当月15日以前,认真检查一次通讯工作,加强党报观念教育,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2)各机关、工厂、学校组织发动和领导为党报写稿的工作,反映情况,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小组,并指定一两人任特约通讯员;(3)警备系统加强报纸的军事宣传;(4)加强报纸的指导作用,提倡批评建议。该决定下发后,报社的通讯工作有了很大改观,编辑部每天收到的稿件显著增加,报纸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1950年4月30日,在《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之际,市委又作出了《关于改进<新华日报>通讯工作的补充决定》。该决定指出:“去年九月一日,市委颁发《关于开展<新华日报>通讯工作的决定》以后,《新华日报》的通讯工作一般的有了发展和进步,但距要求甚远。……因此,除重申‘九·一’决定继续有效外,并作如下补充规定,责成《新华日报》与南京各级党组织迅速改进这一工作:(1)《新华日报》编辑部,必须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认识依靠群众办报的重要性,并检查全部通讯工作,做出适当总结,并评出模范通讯组与通讯员加以表扬,订立进一步改进通讯工作的办法。(2)必须配备主要负责人员,经常领导通讯工作,整顿与巩固现有的通讯员组织,采取各种办法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名符其实的通讯员。(3)纠正责任心不强,积压来稿,拖延复信,遗失稿件的现象,建立各种健全制度,保证每信必复。(4)各级党的组织,必须迅速检查一次‘九一’决定的执行程度,并联系本决定在支部中加以讨论,定出改进办法。此一检查结果,应于五月底以前做出书面报告送来。(5)各级党委和各机关团体党的负责同志,要起带头作用,积极领导做好各该单位的通讯工作,每月亲自为《新华日报》写稿一篇。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改进通讯工作,而且也帮助了改进领导。”决定最后指出:“希望各级党的组织系统立即讨论研究,坚决贯彻执行。市委责成市委宣传部和《新华日报》社定期检查和汇报这一工作情况,并协助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要作出成绩来。”
1950年6月30日,中共南京市委作出了《关于各级党委及行政部门党员负责同志定期为<新华日报>写稿的决定》。该决定中规定:“(1)市委常务委员应每月或每两个月向《新华日报》写一篇专论或社论,其内容可着重于一定时期的有关一般性的方针任务与政策的指导,及工作经验的总结等,市委委员及各部、处长、各委书记、政府局、处、部的负责党员,每月或每两个月向《新华日报》写一篇专论或社论,其内容着重于有关专门性的工作情况的分析,工作经验的总结及其他有关政策性方针性的问题指导。本市各区委(正、副书记)应根据本区的工作情况选择一二主要问题,每月或每两个月为《新华日报》撰写一篇专论,其他各级党和行政的主要负责党员均须经常为《新华日报》写稿。(2)写稿的方法,除自己动手撰写以外,还可采取集体研究讨论,指定专人执笔,经过负责人审阅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以负责人名义或部门名义发表。(3)不论专论或社论均须每次以一个或两个问题为中心作透彻有力地说明,做到既提出问题,也解决问题,使其对一般工作或本部门工作发生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文字力求通俗简练,一般以二千字至三千字为限(特殊重要者例外)。(4)市委责成宣传部与《新华日报》社,每月拟定社论专论题目,经市委批准,分别指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撰写。(5)……本市各级党委及政府部门负责党员必须把向《新华日报》撰稿看作是一种政治任务及重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之一,并即以此决定进行讨论研究,切实执行。(6)各级党委与党员,应经常注意阅读和研究《新华日报》社论和领导同志所写文章,作为进行学习与改进自己工作的重要读物。(7)市委责成市委办公厅、宣传部、《新华日报》社负责检查督促,并按期将检查结果报告我们。”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