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报志

　　第一章　1938年1月至1947年2月的新华日报

　　(全国公开发行的中共机关报时期)

　　新华日报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抗日烽火之中，是抗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主办的第一张全国性的政治机关报。

　　第一节　党的领导

　　一、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公开出版发行是党中央的决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十分关心新华日报的新闻宣传和成长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

　　△毛泽东同志曾对新华日报给予了很高评价，誉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

　　△1939年1月中共中央电贺新华日报报周年纪念。全文如下：

　　新华日报董事会及全体工作同志们：

　　当《新华日报》出版一周年纪念之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新华日报》的全体艰苦工作的同志们，致热烈的敬礼！同时向为《新华日报》事业而英勇牺牲的同志们及其家属致无限的惋惜与慰问！一年来《新华日报》正确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坦白地反映了中国同胞的意志，坚定地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忠实地执行了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责任。中共中央深信《新华日报》在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方针指导之下，对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增加力量争取胜利的伟大工作，对于巩固和扩大全民族团结和巩固国共长期合作的伟大任务，对于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的中华民国的伟大事业，更能尽其应尽的作用，对于任何进步现象，和任何有利工作，加以应有的阐扬，对于一切腐化堕落现象，和一切汉奸国贼败类，加以无情的暴露。力求内容的改进，加强与读者的联系。中央深信在编辑印刷营业各部工作同志的加紧努力之下，在党政军各机关更加爱护之下，在工农军商学各界读者极力拥护和赞助之下，在最近期内，一定能实现报馆同志们所一致提出的《新华日报》要“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日。

　　“A、国民党以各报联合出版办法，取消《新华日报》的出版，对我们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影响，是一个大的打击。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现提议你们公开向国民党说明《新华日报》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与其他报纸不同，坚持《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的权利。B、在《新华日报》暂未恢复出版期内，望你们努力，充实和扩大《群众》的内容，不仅将过去新华专论一类的论文登载，且须有系统地刊载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各边区情形的通讯和消息，同时，尽量翻印和发行《新中华报》而不实从本期起，我们寄新中华报纸版给你们)。C、请将交涉《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情形，随时电告我们。”

　　南方局接到指示后，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事情经过及报纸停刊后的补救办法。

　　△1943年8月，毛泽东在给南方局董必武的电报中，提出了“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的实质”，电报要求“《新华》、《群众》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后来，《新华日报》按照这一指示，发表了一系列批判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文章。

　　△1944年，《新华日报》约请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反击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文章客观地剖析了明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国民党反动派对作者大张挞伐。而毛泽东特地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向全党推荐了这篇文章，嘱咐将它印发作整风文献，要大家引为警戒，不要犯胜利骄傲的错误，并热情地致函作者加以鼓励。

　　△新华日报创办后，在办报思想、方针，一些重大问题、事变的宣传策略，主要干部的调动、培养等方面，都经常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这一段，则直接受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承担了中共代表团新闻发布和政治宣传的重大任务。两党开始谈判时，周恩来、王若飞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大家在这重要时刻，在各自岗位上认真工作，严守纪律，未经授权，不得传布会议消息。新华日报按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出色完成了重庆谈判的宣传任务。

　　△1945年10月，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等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中率部起义，毛泽东给予特别的赞扬，嘱令“开展高树勋运动”，还致电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的周恩来说，高树勋率新八军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蒋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新华日报》以两版扩大这一战役的宣传，就是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进行的。

　　△美、蒋密谋逼新华日报等中共人员自动撤退的信号，是1947年1月底由南京美驻华大使馆传出的。中共中央以发言人谈话方式，曾几次进行公开揭露，并声明这些人员经国民党当局允许留驻，除非正式通知撤退，否则中共方面决不自行撤退；如阴谋扣捕，则后果由国民党当局负责。党中央的关心爱护，更加激发了新华日报同志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精神。

　　二、《新华日报》的创办是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亲自组织策划的。在武汉和重庆的很长时间里，周恩来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和长江局、南方局负责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新华日报实施正确领导，为新华日报的成长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是我党在国统区的总代表，诸如：《新华日报》办报权的争得、报馆领导人员的遴选、一报一刊联合作战格局以及规定办报的方针，亲自审阅重要报道、文章，还亲自撰写大量稿件等，都无不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和体现了正确的办报指导思想。就是在武汉这一段，虽然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并兼任新华日报董事长，但当时周恩来任长江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同样实施了对新华日报的直接领导。在武汉这一段，《新华日报》能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长江局负责同志和报馆负责人一起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分不开。重庆后期，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新华日报由吴玉章为书记的四川省委代表党中央实施直接领导这一段，事实上，凡遇重大事件，如：部署报馆人员疏散、撤退等，也是周恩来在南京和延安加以指导的。《新华日报》能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战狂风，顶恶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很大程度归功于周恩来对报纸的领导。

　　△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据抗战形势变化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从当年9月底开始到10月中旬，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政论和谈话文章就有五篇之多，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文章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表达了对时局的最新意见，不仅给《新华日报》的新闻宣传，而且给国统区党组织和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不少人内心觉得前途莫测，不知道今后抗战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1938年12月底，周恩来来到重庆很快就在磁器口高峰寺召集南方局和新华日报馆的干部开会，向大会介绍广州、武汉失守后的抗战形势。周恩来认为，中国的抗战向新的阶段过渡，敌方、我方、国际三个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敌人已经停止向我作正面进攻，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占领区。在新阶段中抗战的中心将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区开展游击战。国际上非常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能否战胜日本人并壮大成为正规军队。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顿时拨开了众人思想上的一团疑云，大家都非常兴奋。社长潘梓年说，这一下子就使我们思想认识中的混乱状态得到了澄清。不但使我们认清了时局的全貌和发展的趋势，而且对今后如何工作、如何宣传找到了中心。

　　△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一改王明的作风与方法。他处理工作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他尽管重任在肩十分繁忙，对《新华日报》的工作扔抓得很紧。报馆开编委会和全体职工大会他都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及时向大家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讲话，以此来提高大家的认识，办好报纸。每逢有重要工作布置，白天挤不出时间，就在夜晚召集报馆负责人开会。每天他都要亲自审阅社论和重要专论稿，一丝不苟地修改和圈点，还亲自撰写重要社论。每逢派记者到外地采访，他总要找他们谈话，交代任务，有时还要提供具体采访线索，指点注意事项。《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活动时常受到特务和某些反动人物的干扰，周恩来告诉记者，排除阻挠的最好办法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反动派孤立起来。他说，团结工作要从新闻界同业中做起，多多争取友军。对国民党报刊也不是绝对排斥，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报馆里有一些年轻职工文化程度低，在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时，周恩来给他们作辅导报告，他耐心地用通俗的语言和浅近的比喻给他们讲解。有一个青年上进心切，将毛泽东说的“太忙就挤，不懂就钻”的学习警句写好贴在床头，周恩来见了非常喜欢，说道：“写得好嘛！”让他重新写一张贴在图书馆，鼓励大家一起努力学习。为了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当时有一句宣传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其中“到底”二字是有些讲究的，弦外之音是，假如不能“到底”就不拥护了。因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很忌讳这两个字。有一次，周恩来问一个年轻人：“要是国民党问你，你们说的抗战到底的‘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回答？”小伙子给怔住了，答不上来。周恩来教他说：“你就对他们说：打到鸭绿江边，把日寇驱逐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底’。”

　　△1939年5月下旬，周恩来约总编辑吴克坚和陆诒到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谈话，要他们制定采访科的工作计划。周恩来要求在计划中明确规定派赴外地采访的特派员的.任务。特派员不仅要做好报道工作，而且要负责向同情中共的各界人士约稿，征求他们的意见，搜集各种参考资料。陆诒当了多年记者，习惯于从职业角度考虑自己的工作，他不理解为什么要给记者加上这些“份外”任务。他是采访科主任，采访科只有四名记者，工作本来就繁重，他怕再加任务将承担不起。因此他拟的计划只是一个单纯的采访工作计划，没有体现周恩来的要求。周恩来为此亲笔给吴克坚和陆诒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修改计划的具体意见：

　　克坚陆诒两兄：

　　采访工作计划阅毕，此计划仍未能将我日前与两兄所谈之具体意见采入，最重要者为：一、特派员对本报采访之职责，不单限于写通讯稿，而应将通讯、搜集参考资料、供给编辑部材料、建议等定为特派员之一般的职责；二、特派员在出勤期中，尚应为本报向预定的及同情我们的社会闻人代约投稿与写专论等，尤其在“七七”及“八·一三”两周年纪念刊中，应有各战线有名将军之论文或意见，如其不愿写稿，能发表意见代其记下，亦所欢迎。请即预定此计划；三、采访科应规定收集及处理稿件办法，如登记、分类、送阅、发表或不发表、收回、类存等，均应由采访科正副主任负责处理；四、采访科应有专人保管材料并分类列举纲目；五、图书室亦应与采访科连系起来。

　　除第二项系新的意见外，余均已说过，请考虑加入。

　　敬礼！

　　周恩来  5.27

　　陆诒仔细看过这封信，从中悟出了道理受到启发，他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党报记者既要通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来开展采访活动，又要通过采访活动来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决不能单纯为了完成报道任务而去采访。后来，新华日报的记者采访工作，按周恩来指示逐步开创了与众不同的新局面。

　　△1939年6月中旬，陆诒将往第五战区(襄阳、樊城一带)、第一战区(黄河沿线和中条山)和第二战区(太行山和五台山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行前周恩来与他谈话，对三个战区的政治军事情况作了深刻分析，提醒他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再三嘱咐要把困难估计多一些。在思想上做好准备，才有利于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1940年9月14、15两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关于报馆工作的报告，讨论、研究《新华日报》的工作。周恩来听取大家发言后，在总结中强调：《新华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方针，一是整顿、加强内部，特别增强资料研究和采访部门这两个薄弱环节。要将资料研究室成立起来，使它有材料、有出产、有活动，不仅供给党在重庆的领导机关，且要供给延安党的首脑；不仅便利自己，且可交换材料，起组织、团结作用。为了增加材料的来源，针对采访部门人少事多的特点，周恩来指示采访科要扩充人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地的采访工作，从多方面取得材料。如：云南等重要的地方，要派人去突击采访；西北、东南，甚至应派人去潜伏。要使我们的记者是政治的采访员，这在时局危机时更有意义。二是把握时机反悲观、拿办法。报纸要超过武汉时期的努力，要以反悲观为中心，不管在军事或政治方面，都要以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例子来证明，共产党是有办法的，是能够坚持抗战的。在掌握宣传方向上，周恩来肯定编辑部工作的进步，缺点是没有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鼓动工具的作用，把握政策不稳。他提出报道要巧妙，不呆板，还要材料丰富、新鲜、迅速、客观。他还强调：今后的政治方向，除继续强调团结第一外，还要补充进步第一，总的要伸张民意，安定人心。这是周恩来继1939年5月帮助《新华日报》采访部明确新闻采访的任务、使命之后，又一次对报纸编辑工作，包括宣传方针、业务路线等的集中指导。以戈宝权为主任的资料室就是这时诞生的。

　　△从1940年12月24日南方局致中央书记处及党报委员会的一封电报可以看到：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应变工作抓得适时、周到。电报说：“《新华日报》在国民党严密检查和压迫下，处境日增困难，不仅被扣文章很多，且国民党中宣部还准备以所谓‘群众’力量，将《新华日报》打掉。为了能合法存在，《新华日报》从新年起进行改革，不一定天天有社论，刊登多方面材料，而且不要每篇都是政治化面孔，实行烘托宣传。”毛泽东当即批示“赞成”。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这天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来报馆祝贺并参加庆祝大会。周恩来正在会上讲话，南方局的机要人员给他送来一份电报，是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周恩来看后，当即告诉大家：1月4日，新军军部九千多人从安徽泾县出发，第二天到达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三集团军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部队袭击。正在这时候，饭厅里电灯突然熄灭(战时重庆电力不足，电灯忽暗忽明)，一会儿灯又亮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鼓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终会到来。”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庆祝创办三周年的消息，主要内容是报道报馆全天举行庆祝活动，在引述周恩来的讲话当中插了一句话：“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被敌寇重重包围。”

　　△周恩来得到“皖南事变”消息后，除了打电话给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还同叶剑英在红岩村召集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开会，向大家分析时局和对策。会上，研究了《新华日报》如何进行斗争，并决定派潘梓年和石西民到重庆几家同《新华日报》关系较好的报馆说明皖南事变真相，争取支持。当《新华日报》写的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新闻检查所扣押后，1月17日夜晚，周恩来亲笔写了“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新闻报道，报馆决定拒检直接见报，用这种隐晦的方法向读者传达信息，向反动当局表示愤怒和抗议。

　　△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罪恶作进一步揭露，1月18日上午，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南方局军事组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用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1月17日通令、谈话和《中央日报》、《扫荡报》、《商务日报》等报纸诬蔑新四军谬论的材料。当天下午，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三楼召开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对军事组起草的传单提了补充意见，然后写成正文，题目是：《新四军皖南部队被歼真相》。周恩来审阅后，让马上送新华日报馆赶印。19日上午印好后，按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和新华日报馆的干部通过各自与外界建立的关系、经各种渠道直接把传单送到了各界人士手中，有的送到各国驻华大使馆，有的通过地下党散发到工厂、商店以及军队当中。《真相》聚集了众多能人的智慧，材料扎实确凿，说理透辟，于委婉中见刚毅。一经散发出去，波云诡谲的皖南事变顿时大白于天下。随后又印发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的通电，让中外人士了解新四军还在抗日战场上坚持作战，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

　　△南方局印发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被歼真相》及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通电等传单，有些是裹着《中央日报》的外衣投邮的，有些是随着《新华日报》送出去的。特务们发觉以后，加紧了对《新华日报》的防范。1941年2月4日，国民党宪兵在重庆热闹大街两路口逮捕了四名《新华日报》报差，将几捆《新华日报》扣押。周恩来对此采取了一次不寻常的行动。这天傍晚，他听说此事，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向他提出抗议，随即亲自往宪兵队要求退还报纸，释放被捕人员。门口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要宪兵队长出来谈话也遭到拒绝。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冲匆忙赶来，他劝周恩来先回去休息，问题由他来负责解决。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说不交还报纸他就不走。在寒冷的街头僵持了近两个小时，后来还是由张冲签写收条才发还两捆《新华日报》的。周恩来拿到报纸，当场散发给围观的群众，四名报差也释放了。这件事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随着局势稍见稳定，周恩来于1941年5月7日召集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总结前一段的报纸工作。周恩来表扬了《新华日报》在这三个月反共高潮中，无论在言论、各版内容、发行斗争和坚持党的立场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坚守住了党的这块阵地，经受住了考验。周恩来针对当前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猖狂进攻和国际形势的变幼莫测，及时调整了《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提出：(一)对顽固派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共宣传，我们必须应战，采取攻势；(二)改善报纸的内容和形式，言论是报纸的灵魂，必须从恢复言论着手，来扭转目前的局面，重新夺回原有的阵地。他建议报纸每星期日，出一期增刊，实际上就是先在这一天恢复原来四版的篇幅，刊登评论和专栏文章，要求编辑部至少每三天要发表一篇社论，就国内国际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分析、判断，阐述我党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击敌人的攻击。5月12日，周恩来与《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将上述意见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说：鉴于反对分子加紧曲解马列主义，诬我“停止抗日”，拟利用目前时机，开展对反共宣传的反攻。建议叶剑英每月提供分析战局的军事论文；建议凯丰指定人写理论和国内外时局的稿件；建议廖承志、陆诒组织国际问题的稿件。周恩来从自己和身边的人做起。他亲主《新华日报》的笔政，每周给《增刊》写一篇代论；还把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大手笔，包括董必武、叶剑英、潘梓年、吴克坚、章汉夫、石西民等人组织起来，由他出题目，分头撰写，然后交他审改，有计划、有步骤地发表，扩大报纸的影响。

　　△1941年5月24日，《新华日报》登出一则《启事》：“以后每逢星期日发行增刊，合出一大张”。一些观察锐敏的读者从这则《启事》意识到这是报纸为下一步恢复出一大张作准备。1941年5月25日这天的《增刊》，在一版原社论的地位，刊登了周恩来《论目前战局》的代论，又在二版刊出他《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两先生书》。代论题目、本人署名，都是按原稿笔迹，用木刻刻出的。如同“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抗检刊登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无可奈何一样，这次的文章，新闻检查官也无法删节或检扣。因为“皖南事变”导致的国共关系的裂痕尚未弥合，连蒋介石暂时也不好挑起新的事端。这天报纸刊登了周恩来两篇文章，出对开一大张，气势很不平常。由周恩来亲方笔政的《增刊》刚一问世，就打破了这一段舆论的沉寂。《新华日报》作为人民论坛和向导的作用又发挥起来了。

　　△1941年5月25日《增刊》一版刊登周恩来题为《论目前战局》的代论，中心是论世界总的大势。代论一开头就指出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向着扩大和持久的道路上迈进”；“范围正由欧洲、非洲、发展到亚洲”；“由地中海、大西洋，将发展到太平洋”；并预言“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免的”；今后日寇的动向，“首先是积极准备武力南进”；“在今年春季以后的整个时期中，将充满着激烈的决斗”。欧洲战场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很快就完全证实了周恩来上述科学论断。

　　△ 1941年5月25日这期《增刊》第三版刊登的周恩来给《大公报》两位负责人的信，揭露了该报参加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所谓“八路军不抗日”的反共大合唱的丑剧。解放后，该报主笔王芸生写的回忆录证实，《大公报》于 1941年5月21日发表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这篇反共社评，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授意他写的。1941年日寇五万多兵力对山西中条山的国民党军进攻。这里驻防的国民党军7个军25万人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触即溃，丧师7万之众，引起国内舆论强烈不满；蒋介石为推卸责任，配合日寇散播

　　“八路军不同中央军配合作战”的谣言，反诬“八路军不抗日”等。《大公报》评论重复这些谣言。周恩来写信加以澄清和驳斥，列举八路军在华北配合作战的大量事实，迫使《大公报》不能不在该报登出。顽固派弄巧成拙，它没有料到通过《大公报》披露周恩来的信，使事情真相大白于天下，反而扩大了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的影响。

　　△这一段的《新华日报》最能反映周恩来的一个办报思想，就是党报必须重视言论，把言论放在办报的首要地位。党报要打着党的旗帜前进，这旗帜很大程度就靠言论集中表现出来。不管什么性质的报纸，言论总是代表它的立场的集中形式。作为党报来说，言论更是它的灵魂。因为正是通过言论，集中反映了党的理论、纲领、路线、主张、方针、政策，体现它的党性。周恩来抓住言论这一中心环节，最初侧重反击，很快就主动选择题目，展开攻势，夺得了舆论的领导权。报纸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挺立起来了。

　　△《新华日报》从1942年1月开始酝酿并着手改版，一直继续到当年9月。周恩来亲自主持报馆的整风和改版工作。在和编辑部同志一起反复讨论之后，他同意了总编辑章汉夫提出的改版方案，提出了一些带方针性、指导性的意见，其要点是：(1)报纸的读者对象以工人为主体，面向中下层，坚持通俗化、大众化的方针，文字要降低到中学生的水平；(2)与此相适应，从社论到新闻，一律采用白话文写作；包括对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除某些战报外，也坚持用白话文改写；(3)从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办法，广开新闻来源，使报纸来自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和苏联塔斯社、解放区报刊消息、通讯、特写成绝大部分，以打破国民党对新闻的封锁和垄断；(4)新闻内容，一方面增加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和建议的介绍；另一方面，更有领导有计划地反映国统区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与要求。通过报纸进行解放区与国统区两种新旧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使广大人民从黑暗中看到未来的光明道路；(5)专栏、专页的设置，除保留原有的《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工人生活》之外，增辟一个《团结》专刊，作为对广大地下党员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园地。原有科学、文化、历史、经济的学术专刊，是为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办的，不够大众化，决定停办，稿件改由《群众》周刊登载；(6)副刊增加内容，变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专刊，开展剧评、书评，提倡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特写、短篇小说等；(7)改进第二版的《友声》专栏，增加篇幅、次数，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代表人物发表政治主张的论坛；同时，在第三版开辟《读者园地》专栏，发表一般读者有关政治、思想、社会生活等的评论；(8)开展各种社会服务，主要做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加强与读者多方面的实际联系。

　　△1946年2月，《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即引起了中外极大反响的《驳蒋介石》一文，开始了新闻舆论与美、蒋反动派更直接、更尖锐斗争的时期。

　　△由于时局恶化，早在1946年9月周恩来就致电吴玉章同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要把报馆人员减少到最少限度。同年11月中旬，周恩来在向美国特使马歇尔提出代表团撤回延安时，就提出在一旦情况紧急时，留在宁、沪、渝的中共人员回延，希望美国提供交通工具；并致电驻这三地的董必武、钱之光、吴玉章，要加强工作人员的保密和气节教育，准备应付任何恶化的情况，要坚守阵地到最后时刻，甚至准备坐集中营。同年10月，周恩来布置原《新华日报》的骨干章汉夫、夏衍、许涤新、龚澎等转移到香港，在那里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原《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和总经理熊瑾玎亦已撤回延安。

　　三、武汉、重庆时期，在组织关系上先后由长江局、南方局和四川省委代表党中央对新华日报实施直接领导，董必武、博古、叶剑英和吴玉章等负责同志给予了新华日报亲切的关怀和强有力的指导。

　　(一)

　　《新华日报》的发刊词初稿经过多次修改均未成功，最后由博古重新撰写定稿。发刊词庄严宣称：“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发刊词还强调：“加强内部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的关键。”

　　(二)

　　△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初期，《新华日报》战斗在虎穴、狼窝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董必武协助周恩来领导报馆的工作，费尽心力。《新华日报》和《群众》在武汉出版期间，不少社论和文章是董必武亲自撰写的。当时，《新华日报》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事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报纸的生存权利，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由董必武出面说服著名律师张国恩，在报纸登出启事，受聘担任了《新华日报》第一位常年法律顾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任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到报馆讲话，勉励大家“生活要集体化、学习化，时时刻刻求进步，时时刻刻把握住《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抗战工作的一部分，时时刻刻要以越战越强精神来开展《新华日报》的工作。要坚持《新华日报》这个党的重要舆论阵地。”为了解决报社的经费、纸张、住房等问题，董必武经常四处奔波。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新华日报》的迫害日益加紧，环境非常恶劣，董必武重视对全体职工进行革命传统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他利用报馆工会开展纪念“二七”大罢工活动的机会，亲自向大家报告这次斗争的经过和意义，号召大家学习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头可断，志不可屈”的革命精神，顶着逆流前进，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3年夏季，周恩来离渝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后，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他花了很大力量来领导报馆的整风学习，为报纸的改版和更好地发挥群众性和战斗性打下了基础。当时报馆编辑部对一报一刊发表的几篇有错误的文章进行了批评，1944年秋，董必武代表南方局向大家做了一次历时四小时的整风总结发言，严厉地批评了这几篇文章的错误言论，引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教导，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董必武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全面、正确地阐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澄清了前一时期几篇文章的错误引起的混乱，拨正了报纸的宣传方向。此后，《新华日报》不断完善这次整风总结起来的办报方针与办报思想，进入了更加成熟发展的阶段。

　　(三)

　　(四)

　　△1946年6月起，新华日报由中共四川省委代表中央实行直接领导。在省委书记吴玉章等同志指导下，报纸天天刊登我军前线胜利的消息和《解放日报》、新华社批驳蒋介石的文章，版面有声有色，人人争看。吴玉章曾给《新华日报》题词：“千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鼓励全社同志振奋精神，敢战、敢拚，坚持到最后。

　　△到1946年6月，随着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的爆发，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进入和“皖南事变”后相似的战备状态。报馆人员精减到最低限度，一人顶几人的工作。省委花了极大力量，来加强《新华日报》这个敌后堡垒。吴玉章是参政员、政协代表、孙中山时期的老同盟会员，与中国革命历史关系较深，与在四川的许多国民党老人以及当权者都有旧谊。《新华日报》出了什么事，大都由他去顶。吴玉章以上党课的办法，亲自向全体同志讲革命传统，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教育大家：局势危险是危险，顶多是牺牲，我们什么也不要怕，为人民事业牺牲是值得的。他还亲自向大家进行革命斗争史和革命气节的教育，鼓励同志们要有坚定的党的立场，要有不畏强暴、不怕杀头的决心；无论遇到怎样艰苦的斗争和危险的场面，都要沉着、冷静。有吴老这一面旗帜壮胆，这时报馆的采编人员，真是无私无畏。重庆反美抗暴万人大游行，《新华日报》的记者与各报进步记者一起，走在队伍前面。

　　△1946年“较场口事件”后，在国共两党、两军处于交战的情况下，《新华日报》随时处于机构被查封、人员被捕杀的威胁之中。作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对报纸的政治、思想领导抓得很紧，一般每星期，最多不超过半月，要召开一次报馆领导骨干的汇报会，及时传达党中央指示，据此确定每一时期的宣传方针和报道计划。遇到重大问题，都由他出面解决。如刊登《驳蒋介石》一文后，国民党反动派以“侮辱元首”的罪名，又是煽动“群众”，扬言捣毁报馆，又是向法院起诉以“毁谤国家元首”罪惩办报馆负责人。吴玉章严词驳斥和找著名律师论证，指出”：“我国法律无侮辱与毁谤元首之条文”；即使确系“侮辱”与“毁谤”，亦应由蒋介石本人起诉，对簿公堂。蒋介石自然不好这样做，事情就此顶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