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刚解放时，13岁的我为挣钱贴补家用，来到南京新华日报当了一名报童。当时，每份报价人民币10元，卖出一份报，可赚几元钱。我开始从报贩大爷那里每次只批20份，以后逐渐增加到50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15岁那年，我在新华日报见到一则报社招排字工的广告。我想都没想就去报名。可一到现场，心凉了。印刷厂只招13人，可前来报名的有三四百人。后来经过两轮严格的笔试和一次口试的筛选，我的名字终于上了录取的红榜。回想此番考试，我除了几门文化课考核比较顺手外，恐怕口试帮了大忙吧。记得当年口试主考官是厂长朱联生，他问我：“你为什么报考新华日报当徒工？”我响亮地回答：“我要做一个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布尔什维克！”乐得他摸着我的头说：“这小鬼，行！”他哪里知道，我这个失学的社会青年，既是“新华之友”的外围成员，也是新华日报社会服务处书报阅览室的常客。我刚刚看完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答是现买现卖。

　　新华日报成为江苏省委机关报后，我排字工一干就是8个春秋。当时，我是办黑板报的骨干和劳动竞赛中的能手，也许这缘故吧，1960年8月初，我和另外两名工人被选拔当了干部，跨进了报社编辑部的大门。按常理，这本是件喜事，可当时我忧心忡忡，自己只读到初中一年级，怎能当党报编辑？好在有许多资深老报人的耐心帮助，我开始编一些“豆腐干”大小的简讯。碰到错别字、语句不顺、逻辑混乱等问题，就虚心向老编辑请教。在他们手把手的指教下，我逐渐开始独立编辑“工厂、车间、小组”专栏。在国庆10周年时，我还在老编辑的指导下，写出《燕子矶畔风物新》的长篇通讯呢。

　　万万没想到，在“文革”中，我这个排字工人出身的编辑，竟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被下放仪征当农民……1979年落实政策后，我又回到新华日报编辑部，负责建筑工程方面的报道。1985年，我首次踏访西藏，短短十多天时间内，我克服高原缺氧、供电不足等困难，先后采写了《我省4000建筑者在世界屋脊拼搏》、《“日光城”里的丰碑》等7篇新闻、通讯。援藏建设工程圆满完成后，我和全省4000余名建设者一起，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支援西藏建设”荣誉证书，至今我把她视为珍宝收藏着。王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