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跨进了“新华门”，成为一名夜班编辑。当时，名为夜班，实为“全天候”。工作辛苦，家务事顾不上，但我乐意干。因为我是新华日报第一夜班女编辑，我的心灵深处隐藏了一个骄傲——打破男同胞“一统天下”的格局。平时，我很少回家，吃住基本在报社，晚上就睡在储藏报纸合订本的库房里。楼下印报车间传出有节奏的机器轰鸣声，就像催眠曲似地助我入眠。说来也怪，只要印报机器停止运转，我就会立即醒来，开灯看表，判断是事故停车还是印报结束。如属前者，我会迅速起身去探个究竟；如属后者，则会到印报车间拿一份“开机报”，快速过目，如未见“漏洞”，才轻轻松松、安安心心回去补个回龙觉。

　　1967年岁尾，我全家下放到苏北宝应的夏集。农村交通不便，邮路不畅，往往一连好多天看不到“新华”。我曾在雨后步行三华里去夏集邮局拿报纸。可还没走出村口，左脚就陷在泥泞中拔不出来，只好拎着一只泥鞋，光着一只泥脚，狼狈地赶路。后来，生产队的副业队长了解到我的苦恼，主动安排“鸭司令”陈德浩和孤儿李春龙与我挂钩，让我搭乘他们上夏集供销社卖鸭蛋或买化肥的“鸭溜子”(水乡小型农船)，到夏集邮局拿报。尽管岁月已流逝近40年，但当年坐在“鸭溜子”上，迎着蒙蒙细雨，撑着雨伞，急切地去拿“新华”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退休后，我仍在新闻战线奔忙，直到15年前患了中风，才不得不整天呆在家里进行康复训练。为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当天的“新华”，性急的我不顾病体，坚持让保姆搀扶跨出家门，穿过三步两桥，来到山西路邮局门前的阅报栏读当天的“新华”。1999年春，我家搬迁到离报社较近的职工宿舍，我便每天早早跨进“新华门”拿报纸、读“新华”。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腿脚不便，每天步行去报社拿报已力不从心。没想到，报社领导适时做出决定：让老报人享受“送报上门”的待遇。这样，我就可以在楼下信箱拿报纸了。每天清晨，老伴只要在阳台上见到邮递员的身影，就会高喊一声：“报纸来罗！”我便闻声下楼，拿了报纸再气喘喘地上楼，而后和老伴美美地共享当天的“精神大餐”……蔡绣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