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学校离新华日报社很近。每天放学后，我都和同学“扁头”(我的外号叫“大头”)一同去报社，等同在报社工作的父亲一道回家。几十年过去了，童年时代在中山路55号大院的耳濡目染和点点滴滴，依旧在心头。

　　编辑部的灯光。那时报社的办公条件可不比现在。从总编室到各个编辑室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一台拨号电话机、一盏铜座绿色玻璃罩的台灯和一个笔筒，再就是一摞摞的稿件和资料。编辑们很辛苦，各个办公室的灯光都要亮到深夜。每天我一到报社，就在父亲的办公室找个空桌子，先三下五除二做完家庭作业，再到各个办公室串门。有时，也看父亲如何修改稿件，把人家的文章改成“大花脸”。父亲说，这些稿子都是要在报上发表的，一个字也不能错，你今后也要学会写文章。父亲加班有时带上我，还会拿修改好的稿件让我用方格纸誊抄，耳濡目染，可能为我日后从事二十多年的文字工作埋下了伏笔吧。

　　会议室的欢笑。编辑部三楼的中部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布置得很简朴。最引人注目的是东面墙上挂着的红木镜框，里面镶嵌着毛主席1964年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的手迹。白色的宣纸上，毛主席写了三行“新华日报”四个字，并在认为写得好的字下面画了圈，还有附言，大意是时间仓促，由你们择用。至今，红木镜框里的字一直映在我的脑海里。

　　我也有幸在会议室里参加过“会议”，那是1964年2月，报社农村组两位编辑的婚礼就在会议室举办。那天晚上，全组聚在一起，新娘郑粹华和新郎庞殿勋都戴着眼镜，一脸儒雅气息。父亲是主婚人。现场一杯清茶、几捧喜糖，充满了欢乐。

　　印刷厂的繁忙。当时印报还是“活字印刷”。文稿变成报纸要经过从铅字排版、拼版、打样、校对、压模、浇铸铅板再到上机开印等好多道工序，其中要数排字车间规模最大、工作量也最大。偌大的排字间，摆放着一排排字架，工人们左手掌托字盘，手指夹着文稿，忽低头看稿，忽抬头看架，右手则飞快地拣着字，不长时间，一幅幅铅板就在能工巧匠的手下拼成了。一次我到排字车间玩，黄寿星叔叔还为我做了个铅字印章呢。而每天清晨，这些铅字就变成油墨飘香的报纸，从中山路55号大院运往四面八方……文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