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学的是新闻，但对文学也比较喜爱。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华民族正在承受新一轮磨难。我尚在求学，涉世未深，却怀抱一种朦胧的感悟与虔诚，写下一篇散文《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投寄给省内最权威的党报——新华日报，不料竟被选中，刊登在1962年元旦的副刊版上。这便是我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也是我与新华日报终生有缘的开始。

　　1982年，我已经在新华日报工作18年，正在盐城记者站当站长。随着思想解放的向前推进，社会生活日益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新闻报道再也不能停留在僵硬的说教和死板的模式，改革势在必行。穆青同志提出新闻报道“散文式的方向”。我便在新闻实践中身体力行。首先，在报道中尽量采集来自生活来自群众的生动语言，去表现鲜活的新闻事实，努力避免八股腔。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篇《肉案子上的新闻》以及一个农村轧花厂消防员的故事，基本上是用盐城当地的乡土语言去写，字里行间流淌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以往的八股新闻拉开了距离。除了语言的变化，还有文章形式结构方方面面的变化。写得较为可看的当推集体采访本人执笔的通讯《是谁，拨动了我们的心弦》和《处处都有灾民的亲和友》，分别获得了1985年和1991年的江苏省好新闻一等奖。其次，抓住特别好的题材练习写散文。在采访全国率先实行农村改革的安徽小岗村后，我以一种对历史新时期的感悟与激情，写了散文《花鼓声中》，在副刊版作带头稿刊发。从此一发不可收，又陆续写下去，先后出了两本小书。

　　就这样，我同时在新闻报道和纪实性散文两个领域游走，并且经常思考新闻通讯与散文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实现新闻通讯与散文的嫁接，记者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又在哪里？经过深入地研究、学习、思考，陆续写了十几篇论文，冠名为“通讯写作的散文味”，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目有《通讯写作的生活化趋向》、《真人·真事·真情》、《意念·意象·意境》、《动人春色不须多》等。这些文章，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梳理，又参考了一些理论书籍的观点，使之上升到理性，刊发后听到了不少好评。我至今感念新华日报为我提供了矢志改革施展抱负的机遇和平台。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新闻写作“散文式的方向”的探路，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如今，新闻改革不断深化，新华日报以“高度·贴近·开放”为标帜，越办越好。对此，我这个老新华人真是倍感欣慰！赵绍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