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我由一个《新华日报》的读者，成为“新华报人”的一员。

　　抗战胜利后，我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系。不久，赣江两岸掀起反蒋反美民主学生运动的浪潮。被卷到风口浪尖的我，于1948年暑假被学校当局开除。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我冒酷暑步行二十多天，来到射阳县合德镇，在中共华中工委的新闻专校读了3个月新闻学。11月进入《新华日报》时事组，当了一名助理编辑。

　　时事组的几位同志，年龄不比我大，办报经验却很丰富。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寝室，办公桌就是饭桌，桌子靠着床铺，床铺铺着一张大芦席，四个人横着睡。一上床就争论：哪条新闻标题应该怎么做，该登哪一版，一直进入梦乡。我的新闻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直至今天八十有四了，清夜思及，仍神往不已。

　　1949年4月，华中《新华日报》停刊。4月23日，我和报社同志随军渡江，南下无锡办《苏南日报》，仍在时事组。1952年11月，南京、苏南、苏北三地合并，我第二次进入《新华日报》，还在时事组。

　　次年4月间，总编辑吴镇携我随省慰问团到淮阴。地委副书记告诉我，泗阳县一位老农讲述全家生产救灾的事，极为生动，要我去采访。这真是“乡下人吃海参”，外出采访对我还是“头一遭”哩！当天，我就赶到泗阳找到73岁老农朱开河。他讲起自己望着受灾的麦地流泪，老伴愁得睡倒，媳妇不思茶饭的场景。但他说，现在有人民政府，怕什么呢？于是他振作起来，动员全家种瓜种菜，养猪捉鱼。整整讲了大半天。我便依此见闻和感觉，写成了《七十三岁老农在灾荒中站起来了》的通讯。不几天，在一版刊出来了，随即接到副总编高斯一封洋溢表扬的长信。回到报社，吴镇又是一番表扬，便把我调去当记者了。

　　一次，在三河闸工地，我又接到高斯的信，可这次不是表扬的，而是批评我写的《在三河闸工地的夜间》，没有一个可以站得起来的人。信的中心意思是：事情是人做的，新闻、通讯要有典型的人物活动，才能起鼓舞、激励的作用。这使我终身得益。

　　在这以后，我为了写好人，背起背包走路，不住招待所而住农家，为的是熟悉农村干部和农民。在笔记本里记着典型人物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在以后几年里，采写了《沿川河畔三老农》、《夜宿姜家墩》、《新街早市》等通讯，虽无爆竹骤响之效，但在农村读者心目中，占有一角之地。

　　1969年我又被下放农村。“四人帮”倒台后，我调回《新华日报》负责农村处，第三次进了报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的一天，我和于美贤到江浦县，新闻秘书交给我一篇《马大富真富了》的通讯。说的是林山公社社员马大富，家有四儿一女的强劳力，有一年一工只有八分钱，食不果腹，无奈全家搬到安徽。然而“乐土难承”，不久又搬回来，年终分到1167元，轰动了四乡。我深知极“左”路线给“三农”的危害，叮嘱小于立即编发，并配发《为社员劳动致富叫好》的评论，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使我搞好“三农”报道的信心随之大增。每天一大早就到报社，阅读八十多篇来稿，挑出典型交给编辑，并共同议论配合评论的题目。如《大转变与抓当前》、《农村三案平反大得人心》、《两头热，中间冷，怎么办》等评论在全省农村产生了一定影响。高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