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前的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我一直小心珍存着。

　　这枚胸章是我进入新华日报的工作证件，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我由渡江南下的金陵支队的一员转为新华日报的成员，当时便是佩戴着南京军管会下发的这枚胸章和臂章走进原《中央日报》大楼的。

　　这枚胸章又是我走出华东新闻干部学校、进入新华日报“我的大学”的入学证件。当时分在采通部工作的人员有三个级别：记者、访员、见习记者。我的胸章背后注明为：见习记者。当然，见习是有期限的，而我的继续学习却是无期限的，从南京新华日报到江苏新华日报，年复一年学习了几十年。

　　做人作文严格要求。当年编辑大楼的灯光每天晚上都是通亮的，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就得赶写出来发稿。时任采访部主任吴镇晚上发稿时，时常请记者一起研究如何将稿子改得更精确。逢到酷暑季节，办公室里只有一架电风扇，人们热得汗流浃背，仍然在那里推敲材料如何取舍，文字和标题如何精当。后来我才知道，帮助记者改稿，是新华报人的优良传统。

　　我常向年轻朋友谈起一点人生体会：参加工作后最初的“顶头上司”对你是否严格要求，往往决定你一生的命运。1950年3月，我编发一篇通讯员来稿，报道浦镇车辆工厂在清理物资活动中，“清出水银30.4公斤，计值九亿七千余万元(当时币制)”。此稿很快作为一版头条登出来。万万没有想到一封发自上海的读者来信指出：按照当时币制这些水银价值只有2600多万元。这就犯了“客里空”之大忌。为了挽回报道失实的不良影响，社务委员会作出决定，从总编室到编者公开登报检讨。试想把编辑的错误和我个人检讨公布在报纸上，这是多么严格的批评啊，然而它却使我终身受益。

　　我还记得当年编辑部那种自觉遵守纪律的风气。名记者是以优秀作品而闻名的，谁如果在通讯员来稿上添自己的名字，就是违反纪律，只会落个不好的名声。那时大家的津贴都很微薄，生活很清苦，但都乐呵呵的，从无非分之想，当然更不知道“红包”和“有偿新闻”为何物。回想起随军南下前离开新闻学校时，有位老师知我要到南京，特地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告诫“秦淮歌舞切莫染”。看来，这是多虑了。

　　新华日报是个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集体。石西民社长同工作人员之间真可以说是“零距离”。我们刚进驻《中央日报》大楼时，发现有一间特别宽敞的办公室，紫檀色多抽屉的办公桌，再配上皮沙发、太师椅，很有气派，不问可知那是《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的办公室。当时石西民却把它分配给了人员较多的采通部，自己到一个小房间办公。有一天，采通部每晚向新华总社发电讯稿的同志晚上十点还没来上班，石西民料想他是睡觉超过了时间，就亲自登上四楼宿舍，轻轻地喊：“某某同志该起来上班了……”

　　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十分有利群众和谐相处的。那时批评者都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于受批评者并不另眼看待；而受批评者也自责自省，没有怨天尤人的情绪。南京解放初期，我写过一篇铁路工人为迎接解放开展护路斗争的报道，没想到在采通部会议上有人提出了批评，说稿子只写了工人中党员的个人活动，看不出党组织作用，这是个错误。会场气氛有些紧张起来。主持会议的石西民当即表示，此稿作者是个年轻人，刚做记者工作，不要对他要求过高。至于稿件的缺点，审稿人要承担责任。听了石西民轻言慢语的讲话，我顿时觉得心里热呼呼的，提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李承邰